石敬瑭造反了！排名第一的炒股杠杆平台
这是后唐末帝李从珂登基后的第三年，清泰三年（936年）十一月。李从珂下令要将石敬瑭调离晋阳，石敬瑭不从，并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，随后起兵叛变。
李从珂立即增兵数万，进攻石敬瑭的根据地晋阳。石敬瑭以割地称臣为条件，向契丹求救。
随着契丹救兵的到来，后唐正规军开始败退。
眼见形势逆转，李从珂意志消沉，昼夜饮酒悲歌，不敢领兵出战，坐等灭亡。各镇将领担心兵败后祸连自己，纷纷投降了石敬瑭。
最终，走投无路的李从珂带领全家，登上皇宫玄武楼，自焚而死。
作为皇帝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还不忘带上身份的象征——传国玉玺。
随着大火升腾，那枚刻有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个大字的传国玉玺，自此不知所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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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认为，中国人自先秦起便开始使用印章。但初时，人们使用私章并没有材质上的要求和限制。直到秦朝统一天下，才规定：“天子独以印称玺，又独以玉，群臣莫能用也。”这便是帝王专属印章——玉玺的由来。
玉玺作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发号施令的唯一信物，它的诞生自然也应充满着传奇色彩。因此，传闻称，这枚玉玺的前身，正是当年赵国大臣蔺相如出使秦国后，“完璧归赵”的和氏璧。
作为一件全程见证战国兴衰的宝物，和氏璧用以搭配“千古一帝”秦始皇，恐怕在当时而言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
于是，遵秦始皇谕旨，协助陛下完成“书同文，车同轨”的丞相李斯成了国玺再造项目的负责人。在他的监工下，当时著名的玉工孙寿将和氏璧切割打磨成一个“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有六面”的秦皇专用玉玺。
秦始皇的想法很天真，他认为，既然自己是始皇帝，那么大秦江山理应按二世、三世、四世的规矩传承下去，直到千秋万代。因此，他特命李斯在新玉玺的正面以君权神授之意，用鱼鸟篆书雕刻上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个大字。
不过，古代的玉璧通常都呈扁圆形，中间有孔，无论如何都难以让李斯和孙寿在和氏璧上加工成一个六面体。故针对史书中“李斯磨和璧作之”的造玉玺之说，后世的学者更愿意相信，那枚为众多帝王所魂牵梦绕的传国玉玺，实际上产自一块质地适中的“蓝田水苍玉”。
但不管玉玺的真身到底是什么，它与生俱来的价值以及代表君王权力的象征都丝毫不受侵犯。
有了代表皇帝个人身份的宝玺，那就得有专人保管以及定期保养。秦始皇将此重任交给了最受宠信的司机班长——中车府令赵高。
作为宝玺的看护者，赵高可谓是“尽心尽责”。他不仅手捧着这尊玉玺随秦始皇巡视天下，发号施令。甚至还在陛下危难之际，以手中的玉玺，替帝国作出了“提前自爆”的决定。
公元前210年，七月，秦始皇病逝于第五次东巡途中的沙丘宫（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）。事发突然，秦始皇未及确定皇位继承人，但他生前最瞩意的皇子为公子扶苏。可是，赵高与公子扶苏素有过节。担心对方登基后报复自己，赵高决定利用近侍秦始皇之便，对外封锁消息。同时，找来了公子胡亥和丞相李斯。经过多次密谋，三人决定联名起草始皇帝传位诏书，指斥公子扶苏为子不肖、大将蒙恬为臣不忠，勒令二人自裁。
为了让这道充满阴谋的圣旨合法化，赵高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玉玺，重重地盖了下去。
尽管扶苏、蒙恬二人对圣旨的内容存疑，但因有秦始皇专用玉玺加持，二人纵然心有不甘，在军令如山的秦国，也只能毅然走上被预设好的不归路。
扶苏、蒙恬死后，公子胡亥顺利登基为秦二世。赵高阴谋得逞，瞬间成了炽手可热的秦国权势人物。在赵高的运作下，秦国宗室及忠良损失殆尽。苛政重罚的施行，让天下百姓怒秦更甚。官逼民反，陈胜、吴广大泽乡揭竿起义；刘邦、项羽楚汉争雄，进一步促进了秦国的坍塌。
秦国二世而亡，末代国君子婴捧玉玺出降刘邦。
作为承接秦朝天命的象征，秦皇专玺在汉朝被规规矩矩地传承了两百余年。期间，刘氏皇族给天下人做了个表率，那就是在每一场正统传位的仪式上，秦皇专玺都得出场。谁拿到了这枚玉玺，谁就是下一任的天下共主。
后来，这枚玉玺干脆被冠以一个独特且熟悉的称谓：传国玉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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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由秦始皇传下的玉玺应该不止一枚。秦至西汉，朝廷制度上规定皇帝“行六玺”，每一枚印章都有其不同的妙用。
不过，传国玉玺上的八个大字，着实给了所有篡位者最好的正统继承解释权。所以随着时间推移，传国玉玺的名号就盖过了皇帝的其他印玺。
传国玉玺与历代皇权的更替交织一起，也注定它此后充满劫难的运数。
西汉元始五年（公元6年），汉平帝驾崩后，外戚王莽立即着手筹谋篡位事宜。他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，在西汉末年的朝堂上有着极高的声望，而他此前也足够“爱惜羽毛”，一直以保护及安定汉室为己任，努力打造“汉室周公”的伟大人设。
即便篡位之心已经膨胀，王莽依旧按捺住性子，先从汉朝的皇族中挑选出最年幼的孺子婴立为太子，继嗣汉平帝。尔后，再自任摄政大臣，一点点从幼帝手中攫取权力。
当然，作为一个优秀的篡位者，王莽若想得到天下士人的公认和归顺，没有代表君权神授的传国玉玺，那可不成。
于是，在他的指导下，一场夺取传国玉玺的闹剧拉开了帷幕。
为了营造天命所归的气氛，王莽事先派人在某处枯井里埋了块写着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的大石头。接着，借当地县令之手，这块暗示王莽乃真命天子的大石头被运抵长安，引起了朝堂动荡。
但太皇太后王政君始终坚信，王莽乃一介竖子，根本不够格篡夺汉室江山。站在维护王氏家族利益的角度，王政君告谕群臣：“此诬罔天下，不可施行！”
怎料，王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他并不着急。
他持续以各种祥瑞作为天命，暗示乃至明示自己是继承大汉江山的最好人选，并派人劝说姑妈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。他保证，汉室改姓王，事业将会越做越大，给姑妈的待遇也将维持原样，一分不减。
面对王莽的持续威逼利诱，王政君只能以“怒掷”玉玺的动作，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顺水推舟。
而得到玉玺的王莽也没有食言，改朝换代的第一时间就给姑妈上尊号“新室文母太皇太后”。
由于王政君当时扔玉玺用力过猛，致使玉玺缺了个角。王莽拿到手后，立即派人用上等黄金补了这个缺口。
玉玺虽残缺，却进一步提高了它的身价。特别是王莽死皮赖脸地要玉玺，更证明了这枚豁角的“金镶玉”宝印在众多野心勃勃的篡位者心中具有崇高的精神价值。
随后，无论是汉末董卓，还是三国曹魏，抑或是两晋司马，他们的开创者无不内卷进这股“传国玺”的热潮，你争我夺。
天下局势瞬息万变，在非大一统的时代，传国玉玺的踪迹变得越发扑朔迷离，时而失踪，时而重现。
当晋室衣冠南渡，没有传国玉玺傍身时，北方的居民一度嘲笑他们为“司马氏白板天子”，认为他们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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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不成，玉玺始终只是玉玺，它的溢价得通过服务真正拥有实权的皇帝才能得以实现。
所以，伴随着大乱世的到来，造假国玺成了魏晋以来一个心照不宣的潮流。
这里边也不乏实诚之人。
隋末，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后，传国玉玺就跟着萧皇后流亡到了漠北之地，那里是突厥人的地盘。等李氏父子历经万难，创建大唐江山时，手中别说传国玉玺了，连块“萝卜大印”都没有。
但唐太宗李世民好歹是一位雄主，他顶着压力，公然向天下人宣布，自己要造“假玉玺”！
照秦始皇的架势，李世民找来了一批顶尖的能工巧匠，给自己刻了枚“皇帝景命，有德者昌”的玉玺。
尽管后来李世民还是从突厥那里夺回了传国玉玺，并将其定为大唐的“受命宝”，但正所谓“有德者昌”，他新订的君权传承规矩，实际上助长了后世篡位者的国玺造假风气。
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，把后唐末代君主李从珂逼上绝路的“儿皇帝”石敬瑭，在遍寻传国玉玺无果后，便也让人给他造了枚刻着“受天明命，惟德允昌”的国玺，以示王朝正统。后来，这枚国玺随着后晋的衰亡，落入了辽朝手中，为辽主南下进犯中原提供了更好的借口。
由于宋朝没有传国玉玺加持，相信天命的皇帝们，不再拘泥于前朝的皇帝印玺。只要是自家先代帝王曾经用过的玺绶，在即位之君眼中，就都是“传国玉玺”，是可以作为自己登极称帝的祥符瑞物。
为方便皇帝日常行政，宋朝在八玺（六玺加上神玺及受命玺）之外，又设计了多款不同用途的玉玺，以彰显皇帝的尊贵和威严。
尽管此时自秦而下的传国玉玺已失踪，但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的君权解释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。而这恰恰给后世造假者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。
面临皇权传承和朝代更替时，后世王朝几乎都未放弃过寻回秦玺。附会“传国玉玺”再现，便不仅是后世之君展示自己得位之正的惯用手法，更是一些朝代的大臣为颂扬君主治下盛世繁华而捏造出来的把戏。
北宋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，在传国玉玺消失百余年后，陕西突然向宋哲宗报告，称当地有个农民在耕地时挖到一枚玉器，上面写着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个字。他们怀疑，这就是传说中被后唐那场大火吞噬掉的传国玉玺。
秦玺的再现，令宋哲宗欣喜若狂。他赶紧让蔡京等宋朝重臣及国朝顶尖文化人士赶赴现场勘验实况。
经过一番鉴定，蔡京与大臣们联名上书宋哲宗，称此玺篆文与李斯风格正合，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书鸟迹之法，跟今所传古书，莫可比拟，非汉以后所作明矣。
在奏文中，蔡京没有直接言明此乃失踪已久的秦朝传国玉玺，但宋哲宗仍愿坚信此乃真正的传国玉玺，是天降祥符于大宋。一高兴，宋哲宗不仅告祭宗庙，还搞了个“受玺仪式”，斋戒沐浴，更改年号，以当年为元符元年，以示千秋万代长治久安。
不过，大宋君臣搞的这一出，并不能让天下人相信这是真正的秦玺。于是，宋徽宗即位后，为淡化传国玉玺的影响，直接下令造了10枚玉玺，以备皇帝急用。同时，还发明了一个带宝盖的玉鼎型方盒，专门用于收藏他新造出来的玉玺。
但，自宋以降，“献宝进玺”之事仍时有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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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些“献宝进玺”事件中，最著名的当属清朝建立前夕，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献给皇太极的那枚“制诰之宝”。
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后人，正宗元朝黄金家族后裔。他在位期间一度称雄蒙古草原，联合明朝攻打后金，是当时与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父子并肩的一代枭雄。
但由于气候恶劣、资源匮乏等诸多制约因素，林丹汗霸业未成，即中道崩殂。在他死后，继位的额哲自知不是后金的对手，遂在皇太极、多尔衮大军攻打蒙古时，率部出降，并主动奉上自称为“传国玉玺”的制诰之宝。
关于这枚制诰之宝的来历，清史并没有下结论称其为“传国玉玺”，只是很隐晦地提及“此系历代帝王相传之宝”。
据额哲的说法，这枚宝玺上有汉篆“制诰之宝”四个大字。所谓“制诰之宝”，即皇帝发布圣旨时专盖的印章。它最早是宋朝皇帝专用的宝物，后为元朝君主所夺。再后来，元顺帝被朱元璋追得到处乱窜时，不慎将其遗失。
额哲称，直到几十年前，草原上有只山羊三天不吃草，一直用蹄子刨地，主人发现异常，在山羊刨过的地方向下挖，这枚传国玉玺才重见天日。因其父林丹汗是草原雄主，牧人挖到宝后不敢私藏，遂献给了其父。
这枚玉玺的出土，是否是林丹汗父子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，不得而知。但取得制诰之宝后不久，皇太极便改国号为清，发动对大明朝的全面战争。
公元1644年，皇太极的儿子顺治皇帝，在叔叔多尔衮的辅佐下，入主北京。在他的登基诏书中，人们又看到了这枚制诰之宝的身影。但随后，这枚制诰之宝又神秘消失了。
有历史学者认为，制诰之宝的出现和消失，完完全全是清朝统治者为诠释皇权正统而在史书上杜撰的内容。依据是，天聪（1627-1636）末年，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，后金有足够的实力抗衡关内的大明王朝。而雄心勃勃的皇太极本人也萌生了入主中原，取代明朝的想法。但要称帝，绝非灭亡明朝这么简单。明朝气数将尽，却依旧得到天下政治舆论的支持。所以，要取代一个政权，哪怕它明天即将倒闭，也必须借助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。
传国玉玺自然就是最好说辞。于是，清朝统治者想到了当年元顺帝被迫放弃中原，回归漠北的历史。再合理加工一下，一则自宋而下，历元朝再经林丹汗后裔传到清朝统治者手中的传国玉玺故事，就此诞生。
随着清朝正式入主中原，顺治皇帝坐稳江山，这种舆论宣传已不合时宜，相应地，制诰之宝也就适时地消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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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乾隆时期，凭借文治武功的良好感觉，乾隆皇帝摒弃了此前的玉玺传承制度，重新厘定大清皇帝二十五宝。
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这二十五枚皇帝玉玺正式启用。除运用于“以彰皇序”的大清受命之宝外，乾隆还设立了“天子之宝”“尊亲之宝”“亲亲之宝”等各类皇帝专用印章，几乎涵盖皇帝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乾隆二十五宝的构思，一般认为与《周易》相关。所谓“大衍天数二十有五”，古人认为，单数为阳，双数为阴。若按《周易》，以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之数相加，正好为二十五，寓意王朝永葆，子孙福寿延年。
然而，寓意大清基业永葆的“二十五宝”，并未能创造不灭的神话。
乾隆之后，大清王朝国势每况愈下，终于在乾隆去世后的第113年，即公元1912年，宣告覆灭。
又12年后，末帝溥仪不得不向下令炮轰紫禁城的冯玉祥“投降”。紧跟着，在国民政府的主持下，“清室善后会议”第一时间进入皇宫点收宝玺。
在故宫玉玺的存放地——交泰殿，工作人员只发现了乾隆的二十五宝，却来来回回也没找到传说中的“传国玉玺”或“制诰之宝”，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清初统治者的造假事件。
至此，随着二十五宝的点验封存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传国玉玺风波总算落幕了。
或许正如乾隆皇帝当初所理解的那样，所谓“传国玉玺”，不过是一件供人把玩的艺术品。
若它今天还在，一定也是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，看人来人往，灯明灯灭。如此而已。
参考文献：
[汉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
[宋]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
秦国经、苑洪琪主编：《紫禁城：皇家生活全景》，时事出版社，2006年
蔡名哲：《传国玉玺与清朝正统论的几个问题》，《清史研究》，2020年第3期
萧高洪：《传国玺与君权神授的观念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，1989年第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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